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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方文字内容，译者：潘映昆，中央财经大学工商管理，通信邮箱：3036285940@qq.com之前，我们引荐了“火了! 携程网梁建章Top5上的文章在COVID-19期间火遍欧美学术界!”。这篇《在家工作可以吗?来自中国实验的证据》通过在携程公司内部做实验搜集数据，并最终发表在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其结论显示，在家工作使绩效提高了13％，在家工作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所提高，其离职率降低了一半，超过一半的人改变了之前的选择，这也使得在家办公的收益几乎翻了一番，达到22％。作者包括携程网梁建章和斯坦福大学的Nicholas Bloom教授。这不，Nicholas Bloom教授还亲自撰文《在家工作的闪亮未来》，并给各行业公司、经理和职员支招，就如何在家开展工作给了很多建议。
在家工作的闪亮未来
——Nicholas Bloom
在这个COVID-19时代，似乎有无数令人沮丧的消息潮水般涌来。但这黑暗中，一线光明便是在家工作长远意义上的爆炸式发展。自3月份以来，我一直在与数十位首席执行官、高级管理人员、政策制定者和记者谈论在家工作的未来。这是建立在我个人从运行关于在家工作的调查和2015年发布的一项实验中得到的经验。实验中，一家名为携程的中国旅游公司的员工在家庭工作的生产率提高了13%。
因此，这里有几个有希望得出一些好消息的重要主题：
人们在家工作可以一直发展下去。
不过，当Nicholas Bloom教授本人在家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却后悔了！甚至埋怨道：“在家和孩子一起工作是一场生产力的灾难。我4岁的孩子经常冲进房间，希望发现，我抱着打趣的心情在电话会议进程中大喊她的昵称“doodoo！”。下面，我们具体看看他是如何用现实行动打脸发表在QJE上的“在家工作能大幅提升效率”的结论。
Nicholas Bloom因研究表明在家工作的好处而广为人知。但在目前的冠状病毒危机中，经济学家担心生产力会直线下降。斯坦福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说，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旨在维持产出和效率的全球在家工作运动实际上可能导致全球生产率下滑，并对经济增长构成多年威胁。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高级研究员布鲁姆（Bloom）表示：“我们在家里与孩子们一起工作，没有办公日，在不合适的空间里别无选择。这会给公司带来生产力的灾难。”对那些哪怕仅稍微对布鲁姆更受欢迎的学术研究有点熟悉的人来说，这位经济学家对未来糟糕情况的预测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2015年，《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了一篇由他参与撰写的论文，里面高度称赞了在家工作的好处。这项研究引起了记者、商界领袖和雇员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希望避免长途通勤、办公室政治并发展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这项研究基于对中国旅游公司携程1000名员工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试验显示，9个月在家工作期间，员工表现提高了13%——几乎每周额外多产出一整天——再加上员工离职率下降50%。实验非常成功，以至于携程把在家工作的方式推广到了整个公司。但是，由于儿童、空间、隐私和选择四个因素，当下冠状病毒危机的情况完全不同。布鲁姆说："每个人都认为我会为在家工作方式的全球推广而大受赞赏，"布鲁姆，兼任人文科学学院威廉·埃伯勒经济学教授的他说道：“不幸的是，没有。”对于有年幼孩子的父母来说，在家工作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也许就是照顾他们的孩子。学校关闭以及学生向"远程学习"的过渡，迫使许多在职家长承担起一份全职教师的额外工作。布鲁姆说，任何企业在家工作计划的成功，其中一个要求便是孩子们得上学或进日托所。作为一个已婚的四个孩子的父亲，布鲁姆试图保持自己的研究生产力并正准备教斯坦福学生上网课，布鲁姆可以权威地谈论这一点。布鲁姆说：“在家和孩子一起工作是一场生产力的灾难。我4岁的孩子经常冲进房间，希望发现，我抱着打趣的心情在电话会议进程中大喊她的昵称“doodoo！”Bloom对携程的分析里还考虑到，员工的在家工作离不开家庭办公室，还不能是卧室，并且除了雇员之外，没人能在工作日进入房间。布鲁姆说：“我采访过的许多人现在伴随着他们的伴侣、家人或室友发出的噪音，在卧室或公共房间工作。”携程实验还明确要求员工每周四天在家工作，第五天上班一次。布鲁姆还曾说：面对面的合作对于创造力和创新是很有必要的。他的研究表明，面对面的会议对于发展新想法、保持员工的积极性和专注性至关重要。他表示："我担心，办公室见面时间的骤降将导致创新力的下滑。"我们今天失去新点子的状况可能会随着2021年及以后新产品的减少而显现出来，进而降低长期增长。个人选择的元素是促成携程在家工作政策取得成功的最后因素，但这在当前境况依然缺乏。1000名携程员工中，只有500人自愿在家工作。其他人则更想留在办公室。允许这些员工在家工作9个月后，携程询问了最早的志愿者们是想继续远程工作还是回到办公室。其中一半人要求返回办公室，尽管每天平均单程通勤时间长达40分钟。"答案是社交陪伴，"布鲁姆说，“他们报告在家里感到隔离、孤独和沮丧。因此，我担心长时间在家工作不仅会扼杀办公效率，而且会造成心理健康危机。尽管存在这些缺点，布鲁姆还是提出了一些有助于遏止他所担心的生产力下降的建议：经理和他们团队之间定期报到；保持努力将工作生活与家庭生活分开的日程表，并在与同事合作时进行视频通话，而不是语音通话。"语音通话使协作更加困难，"他说，"你不知道是否有人真正注意。在一次电话会议中，我原以为我听到的背景噪音实际上来源于一台吸尘器。当我问：‘有人在吸尘吗？'的时候，声音神秘地停止了。虽然视频通话可能看起来具有侵入性，但确保与会者在实际会晤上给予尽可能多的关注至关重要。但是，布鲁姆说：“尽管他担心生产率会大幅下滑，但有几件事尚可乐观以待。”如果企业能够成功地采用信息技术，让员工在类似携程试验中建立的条件下远程工作，通勤困境肯定会减少。他说："美国上班族平均每天要花100分钟上下班，因此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有着潜在的巨大影响。”"我的一位朋友曾告诉我她的初创公司是如何转向在线医疗的，"他说。"直到最近，由于跨州的关于医生-病人护理、隐私法规和医生亲自就诊的相关要求，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些事情就是需要完成，很多约束已经不复存在了。”
附：当其文章《在家工作可以吗?来自中国实验的证据》在学术界、企业界流行时，Nicholas Bloom火了一把，因此还就此写了一篇《在加工作的闪亮未来》，为各行各业提供关于在家工作的建议。在这个COVID-19时代，似乎有无数令人沮丧的消息潮水般涌来。但这黑暗中，一线光明便是在家工作长远意义上的爆炸式发展。自3月份以来，我一直在与数十位首席执行官、高级管理人员、政策制定者和记者谈论在家工作的未来。这是建立在我个人从运行关于在家工作的调查和2015年发布的一项实验中得到的经验。实验中，一家名为携程的中国旅游公司的员工在家庭工作的生产率提高了13%。一旦COVID-19流行病过去，在家工作者的比率将会激增。2018年，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的员工在家每周至少工作一天。在后流行病的世界中，我看到这些数字增加了一倍多。我怀疑几乎所有能在家工作的员工（估计约占员工的40%），将被允许每周至少一天可以在家工作。对人群的恐惧：即使COVID-19远去，对未来流行病的恐惧也会促使人们远离城市中心、避免公共交通。因此，公司将很难让员工每天回到办公室。随着流感的到来，在家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待遇”，就像病假和健康保险一样。远程办公方面的技术投资：到目前为止，我们有足够的在家工作的经验。我们开始对视频会议变得熟练起来。我们微调了自己的家庭办公室并重新安排了我们的日子。同样，办事处也以家为基础，对劳动力进行了生活上的尝试、改进与完善。简而言之，我们都为学习如何在家工作支付了启动费用，这使得在家工作更容易继续进行下去。耻辱的终结：最后，在家工作的耻辱已经消失了。在COVID-19之前，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如："在家工作就是在家逃避，"或"远程工作就是蜻蜓点水般地工作"。我记得在2012年因伦敦奥运会关闭伦敦三周期间内，担任市长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Johnson）曾说：在家工作是"滑雪天堂"。再不会这样了。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尝试过这个，并且明白，如果有自己的房间并且没有孩子，我们就有可能在家里高效地工作。当然，由于技术和远程监控的改进，在家工作已经呈上升趋势。这样的方式相对便宜、也容易买到高端笔记本电脑，并将其连接到互联网上。该技术还使在家监控员工变得更加容易。事实上，一位高级经理最近告诉我："我们已经追踪了我们的员工——我们知道他们发送了多少封电子邮件、参加了多少会议或者使用我们的办公室管理系统编写了多少文件。因此，在家里监控他们实际上与在办公室里没什么不同。我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以及做了啥，无论他们在家还是在办公室。这不仅对企业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提振员工斗志方面是个好消息，这还能解放出巨量的办公空间。在我们于中国进行的实验里，携程公司通过计算得出：每个在家工作的员工增创了2000美元的利润。我们中的许多人目前有孩子在家，经常共用着房间、卧室乃至厕所，与此同时全职工作。因此当流行病结束后，如果在家工作继续开展乃至增加，我们就已掌握了一些使远程办公更有效的经验。一起来看看吧：在家工作应只占部分时间：我认为理想的日程安排是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在办公室，星期二和星期四在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需要在办公室的时间来保持积极性和创造性。面对面的会议对于激发和开发新想法很重要，并且至少我个人觉得，日复一日在家集中精力很难。但是，我们也需要在家平和的时间来专注、进行长远的思考并时常赶上繁琐的文书工作。每周定期在办公室花费的三天时间里，我们可以安排会议、午餐、咖啡等，并在那期间安排在家的两天"集中工作"。周二和周四在家的选择方案来自与经理们的交谈。这些经理们常常担心在家工作的日子——尤其是周末——会变成海滩假日。因此，选择周二和周四在家可避免产生一大片相连的、老板和老板的老板会担心员工可能利用的、未经授权就忙里偷闲的小日子。在家工作应作为一种选择：在携程的实验中，我发现很多人并不想在家中工作。在我们询问的一千人里，只有一半自愿选择以九个月的时段长、每周在家工作四天的标准开展工作。选择这样安排的主要是结婚了的有子嗣的老员工。对于年轻工作者来说，办公室是他们社会生活的一个核心部分，并且就像中国雇员一样，他们也乐于每日通勤来见到他们的同事。事实上，美国的调查显示：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在工作中遇见我们未来的伴侣。在家工作应该是灵活的：在9个月长的携程实验结束后，我们问所有志愿者是否想继续在家工作。令人惊讶的是，50%的人选择回到办公室。俗话说："在家工作的三大敌人是冰箱、床和电视"，而许多人成为其中之一的受害者。他们告诉我们：居家条件下工作效果很难提前预测，但在家里工作几个月后，他们便清楚了这方式对自己是否有效。在我们让不太成功的在家员工回到办公室后，他们在仍需处理的工作上生产率提高了25%。在家工作是一种特权：员工在家工作应该是一种额外待遇。在我们的携程实验中，在家的员工生产率提高了 13%。所以平均而言，人们变得具有高生产力了。但人们总是担心一两个员工可能会滥用该机制。因此，那些在家里表现下降的人应该被警告，必要的话，在拥有第二次机会前再被召回办公室工作几个月。第一个涉及城市商业和住宅价格的下降。在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中心，大规模在家工作的推行可能会降低对住房和办公空间的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城市市中心的房子变得越来越密集和昂贵。人们纷纷涌向市中心——尤其是较年轻的毕业生——进而推高了住房和写字楼的价格。这40年的房地产牛市已经结束。如果房价回到上世纪90年代或2000年代的水平，那将使得市中心的公寓和写字楼价格大幅下跌50%或更多。相反，郊区可能正卷土重来。如果COVID-19促使人们部分时间在家工作、部分时间乘车通勤，郊区就将是这些小型可驱行办公室的天然好去处。好处是，随着房价的下跌，市中心公寓的可负担性危机可能将会结束。我理解的第二个影响是政治两极分化加剧的风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都观看同样的媒体，经常住在类似的地区，并就读于类似的学校。到2020年代，媒体变得支离破碎，按收入划分的住宅隔离急剧增加，甚至我们的学校也开始随着特许学校的兴起而变得支离破碎。直到最近，工作场所才成为一个持续均衡器。我们都得开始工作并和同事交谈。因此，那些极左或右派的人将被迫在午餐和休息时间与其他人对峙，进而有希望缓和他们的观点。如果我们最终增加在家的时间——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我担心激进的政治观点会激增。但是，有了对这些风险的理解和一些关于如何减轻这些风险的深思熟虑，我们更多人在家工作的未来肯定可以很好地发挥效用。Source: https://nbloom.people.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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